作者：郭儒逸

　　来源：商业人物（ID：biz-leaders）

　　壹

　　2002年韩日世界杯，在当时随中国国家队出征的队伍中，有一个叫董铮的年轻人。

　　他的身份是一名翻译，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。在举国上下沉浸于踢进世界杯的狂热氛围中，他也万分激动地承担起了任务。

　　不过，国足唯一的这次世界杯之旅以惨败收场。三场小组赛下来，没有胜利没有进球没有积分，直接被淘汰回家。

　　世界杯失利后的中国足球进入低谷，除了国家队，已进行八年的甲A联赛弊端丛生，赞助商减退，球迷也不满意。一场变革，亟待进行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董铮开始在中国足协系统内慢慢磨炼，从一个翻译，到逐渐染指具体业务。2010年他时来运转，被任命为足协旗下福特宝公司副总经理。当时正值一场猛烈的足坛反赌扫黑，担任福特宝公司总经理的邵文忠被带走调查，足协领导表示为了有人领头干活，把董铮推上了这个位置。

　　福特宝公司是中国足球寻求市场化改革的产物。1992年6月，著名的北京红山口会议，拉开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大幕。彼时举国体制下发展了40年的中国足球，已矛盾重重，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。用高层的话讲，不可能拿乒乓球、游泳做实验，足球项目一穷二白没有精神负担，必须进行改革。

　　中国足球，被赋予了为整个体育改革趟出一条路的使命。

　　这场会议的第二年，经国家经贸委批准，福特宝公司（由中国足协直属）成立。组建这家公司的目的，是通过盘活足协旗下比赛资源来积累资金，使中国足协彻底走向实体化。公司名字音译自英文单词“football”，寓意美好，整个足球圈意气风发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　　其实红山口会议上也有过激烈争论，一向被视为福利事业的足球，市场化后究竟会走向哪里，没人敢打包票。高达十几二十块的门票能不能卖出去、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领导、让企业老板管理足球行不行，以及人事关系怎么转等等，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。所幸，这场大会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，中国足球开始迈出关键一步。

　　福特宝公司成立后不久，甲A联赛就于1994年正式开打。这被视为中国足球向举国体制外探索的标志性事件。当时宣布揭幕战开始的是王俊生，他是中国足协的主要负责人，红山口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便是由他组织敲定。

　　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派，王俊生起初担心甲A联赛能否取得成功，不仅是竞技层面，更是在商业层面。而之所以走市场化和职业化改革，首先就是钱的问题。在甲A联赛之前，据称国家体委每年拨给中国足协的经费只有几十万元，足协捉襟见肘，足球这项运动更是缺乏资金，以至于长期发展低迷、裹足不前。

　　事实很快打消了王俊生的忧虑。甲A联赛诞生伊始便十分火爆，观众捧场、球市热闹，拉来的赞助费也蹭蹭上涨。到2002年世界杯这年，百事可乐以1.1亿元的天价冠名甲A，尝到改革甜头的中国足球，似乎走对了路。

　　贰

　　可能少有人知道，当年王俊生在宣布甲A开赛时，首先就提到了赞助商——万宝路的名字。

　　这个甲A时代的首个赞助商，是由中国足协合作伙伴IMG公司拉来的。IMG是国际知名体育经纪公司，考虑到刚成立的福特宝公司商务运作经验不足，中国足协不得不先与国际巨头合作，并让福特宝从中观摩学习，以提高业务水平。

　　在甲A联赛开赛前几个月，与IMG展开激烈谈判的中方代表中，就有邵文忠。他是福特宝首任总经理，当时与其他几位足协官员一起，就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冠名和商务赞助等进行谈判。最终，IMG以“每年120万美元，之后逐年递增20%”的条件，拿下五年甲A联赛商务开发权。而福特宝要做的，就是简单地再从IMG手里代理广告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也刚刚起步，韩国职业联赛仍未开始，东亚三国的足球事业在摸索中前进。

　　1998年，中国足协与国际足联下属的另一家经纪公司ISL达成合作，包括男、女足和几支青年国家队的商务运作，均交由ISL负责。跟在屁股后面学习的，还是福特宝。

　　与中国足协的五年合同到期之后，IMG一度提高价码续约——承包费从每年120万美元涨到1亿人民币，但由于对中国足协的种种非市场化行径不满，IMG在2003年退出了中国市场。在此之前，ISL因为经营不善已破产，这两家公司手里的联赛和国家队商务开发大权，便都落到了福特宝手上。

　　但事实证明，福特宝这个学徒并不合格。几年下来，它不仅没能学到成熟的赛事商务开发经验，难以独自扛起大旗，反而凭借足协子公司的垄断身份“躺赚”。俱乐部们辛辛苦苦踢球，福特宝无须多大投入，却从联赛和国家队赛事中抽取高额代理费，它的成立初衷大打折扣。

　　矛盾日益积累。在2002世界杯兵败这一年，中国足协出台章程，要仿效英超筹划组建中国职业足球超级联赛，即中超联赛。甲A联赛即将被改组，福特宝的命运也充满变数。

　　2004年被称为“中超元年”，这一年12支中超球队开始征战这项新赛事。同年，业内爆发著名的“G7革命”，由七家俱乐部发起，向中国足协申要中超联赛的经营管理权，而福特宝就成了被声讨的对象之一。

　　这起“革命”很快被“和平镇压”，不过筹建新公司来取代福特宝，成为大势所趋。2005年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，足协“不容置喙”占股36%，16家俱乐部各占股4%。在分红方面，足协分10%，中超公司提取6%代理费，其余84%由俱乐部平分。

　　中超公司的设立，其实充满了妥协。改革派们原本希望能够自主管理经营联赛，但仍没能脱离足协掌控。在中超公司内部，足协拥有重大事项的“一票否决权”，时人更是用“红顶中超”来形容这家公司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一班福特宝的旧有人马，在中超公司成立后便顺利“转会”到新公司，继续负责赛事商务开发的业务。

　　叁

　　新华社曾在2011年发表一篇体育专电，文辞毫不客气。文章说，中国足球“职业化”近20年的成果，是打造了一个带有浓重行政色彩的市场“怪胎”：一个官商一体、由行政管理者主导的“伪职业”联赛。

　　当时中国足球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之一，整顿风暴之下，一批足协官员密集落马。国家队的成绩更是一塌糊涂。成立几年的中超联赛和中超公司，没能让中国足球在职业化道路上产生质变。问题远远没有挖到根子上。

　　在名义上，中国足协只是一个体育类社团法人，但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它具备了管理这个领域的行政权力。足协与体育总局足管中心，是“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”，比如在福特宝公司内部，就不乏员工拥有足管中心的编制。

　　2015年，按照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去行政化的思路，中国足协终于与国家体育总局“脱钩”，不再设行政级别。到2019年，中国足协宣布不再持有中超公司股份，只对重大事项进行监督，不参与日常管理。另外还打算在当年底成立职业联盟，足协与职业联盟是平级合作关系，平等参与市场竞争——总之一句话，要让市场化手段更多地发挥作用。

　　然而，当码头工人出身的陈戌源在2019年上任中国足协主席前，这个协会的部门一度达到30个。其中包括至今仍是存续状态的福特宝、中超公司，以及名称五花八门的部门。丢了名义上的行政头衔，却诞生了一个更加臃肿的足协。

　　至于所谓职业联盟，至今也没有看到影子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董铮逐渐在足协内部走上巅峰。最炙手可热时，他一度同时兼任福特宝和中超公司的总经理，此外还担任市场开发部负责人。一人握着三个钱袋子，结果今年3月份，这位足协曾经的商务一把手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遭调查。

　　一个关键人物，落网了。

　　就在董铮被查几天前，中国男足国家队飞到新西兰进行了两场友谊赛，1平1负。比赛前，国足世界排名第80位，新西兰排名第105位。即便这样，国足还是未尝一胜。

　　惠灵顿碧海蓝天，是个旅游胜地。自从去年3月在卡塔尔世预赛12强赛输给阿曼之后，国足已经一年时间没踢过正式比赛。他们劳师动众，要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找找状态。

　　媒体报道里特意提到一点：目前国足全员体脂率均保持在10%以下。有点讽刺，当不知道拿什么展现国足的新风貌时，“体脂率”这个用来衡量脂肪占体重比例的指标，都派上了用场。

　　国家队满世界找对手热身，拖拖拉拉许久的新赛季联赛，终于也要开打。4月15日，中超联赛将在北京工体开赛。工体改造工程刚在3月底通过竣工验收，从照片上看，新球场气势恢宏，漂亮十足。但今年中超联赛的赞助商，只剩下了3家。

　　还有些人看不到这些新气象——从去年11月国足前主帅李铁被查至今，中国足协前任和现任高层有9人被查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足协主席、秘书长、竞赛部部长、纪律委员会主任以及中超公司原总经理等纷纷落马。

　　新一轮足坛反腐风暴，撕掉了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的遮羞布。

　　肆

　　当初从一家国企董事长到足协赴任时，陈戌源对媒体说过一句话，“判断足球搞得好不好，人民群众是阅卷人”。

　　为了搞好中国足球，他画了一些蓝图。他说担心自己能力不够，心里有恐惧，怕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前程。孰料，他的个人前程在今年2月就终结了。

　　这位被调查的前任中国足协主席，其实也深陷长期改革和短期目标的矛盾，典型例子就是为冲击卡塔尔世界杯而推出的归化政策。遗憾的是，这些政策往往完不成短期目标——那场输给阿曼的比赛，间接宣告了归化政策的破产，耗费了大量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一无所获。

　　兜兜转转三十年，中国足球还在职业化的路上摸石头。也许它知道目的地，但却不知道怎么走。

　　这才是最感无力的。

　　*题图购买于视觉中国